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抗中”换“和平”，民进党真能“保台”么？ ******
“九合一”狼狈败选的民进党，等不及新年就打算改换口号了。
2022年12月24日，民进党新主席的参选者赖清德在参与活动时提出了所谓“和平保台”的口号，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28日，民进党公布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败选报告，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再次使用“和平保台”的字眼。
以所谓“和平”代替“抗中”，究竟是文字游戏，还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真的有变？
为竞选打出动员口号
1月15日民进党补选党主席在即，“和平保台”的提出对于赖清德有紧迫意义。有观点认为，尽管赖胜选的悬念不大，但在其“台独工作者”的政治底色上，如何调整民进党两岸政策路线，是观察赖此次竞选表现以及今后政治前途的一大重点。
显然，这一口号是想与蔡英文任主席时期的“抗中保台”路线进行区隔，有台媒认为是与过去作“切割”。
检讨选举失败的原因时，有民进党人士指，时下台湾民众担心战争风险的心理已经大增，继续把对抗性强烈的口号作为标语，是这次民进党选战策略的重大失误。
身为民进党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亲眼得见操作“抗中保台”在“九合一”选举中失效，他定不愿重蹈覆辙。用“和平”替换“抗中”，表面上看似想降低对抗意味，弱化仇恨动员的效果。
尤其是，在台美勾连愈加公开化的2022年，大陆军演强力震慑“台独”势力，而民进党当局只能“装聋作哑”，甚至掩盖导弹穿越台岛上空的消息。“抗中”是玩假，选票才是真诉求。
民进党诉求的“和平”能“保台”吗？
身为民进党内的“独”派势力，赖清德背后的支持者及深绿选民对其施加的压力，让他在选择两岸路线时空间更小。民进党现下诉求的所谓“和平”可以“保台”吗？“保台”保的又是什么？
大陆一再对台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与善意，民进党当局高层也时常把“和平”挂于嘴边。然而二者并非一样东西。大陆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两岸双方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永葆和平；而民进党当局的“和平”更像是执政合法性的幌子，以战争威胁来制造民众恐慌，用以巩固顽抗大陆的执政“民意”。
二者谁秉持诚意、谁夹带私货，并不难分辨。
做出降低两岸对抗的姿态，并不意味赖清德会放弃“独”的政治诉求。一再突出“保台”愿景，实际却是民进党为了“保住”权柄的一党之私，甚或是保留从“保持现状”到“渐进台独”的可能性。
只要民进党党纲中求“独”的所谓“神主牌”不下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仍然操弄各种分裂祖国的伎俩，所谓的“和平”就只会是一场空谈，更遑论“保台”。反而会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没有实际行动，空喊口号毫无意义。背负着深绿政治势力的包袱拿下主席之位，赖即便调整该党两岸路线，能成功“保台”吗？无论如何包装，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路线，都只会是绝路。
如何才能真保台？
民进党内部一方面在调整其两岸路线，另一边也在延长兵役政策，惹得岛内年轻群体怨声载道。这与民进党自我标榜的重视青年背道而驰。
要讨好美国、又要挽回失去的选票，成为该党如今一大难解的罩门。但外人靠不住，“台独”没出路。经过这几年，更多人认清美国只把台湾当做一枚其遏制中国的棋子，让台湾充当“炮灰”“豪猪”“肉垫”。民进党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让其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信用度沦落为负值。
2016年和2020年，民进党两次选举都为民众开出“拼经济、护和平”的竞选支票，说明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选民要的是能看得见的社会发展和踏实的安全感，但他们既无诚意也无能力真正回应民意。于是利用“抗中保台”口号煽动民粹情绪，将兑现不了的承诺渲染成为选举时的肾上腺素。可如今，在军购不断、兵役延长、民生疾苦的现实下，选民们早已看透民进党的虚妄。
于台湾主流声量场，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回忆2008年至2016年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今天看来，当时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台海局势稳定，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入推进，民间热络往来前所未有。即便是后来受到民进党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
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事务，是近年台海局势日益严峻复杂的根源。听其言，更需观其行。要想真正保台，民进党两岸路线的调整是否务实可行，应以能否体现一个中国原则、是否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否有利于两岸民众福祉来衡量。否则就只是空谈，只会“害台”。
艾凉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神舟彩票地图 |
)